多年來，服裝行業中抄襲現象層出不窮，如何保護凝聚了設計師智力成果的服裝款式一直令整個行業頭痛不已。雖然權利人往往可以尋求著作權和外觀設計專利權的保護，但對于缺乏獨創性或者實用性和藝術性無法分離的服裝款式，可能達不到著作權保護門檻而被拒之門外，而取得外觀設計專利權需要向行政機關提出申請，即便審查通過也可能因已錯過服裝流行周期而失去市場。因此，通過專門法保護存在一定的法律障礙和市場障礙。

  

       于是，部分經營者開始尋求競爭法的保護，認為服裝款式是重要的競爭要素和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內容，原告為此付出了大量成本，被告的抄襲行為攫取了原告的勞動成果，搶奪了交易機會，擾亂了競爭秩序，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原則條款。實踐中，司法機關的意見并不統一，有法院明確指出“服裝款式不屬于競爭法的規制范疇，原告需根據著作權法或專利法另行主張。”不過，也有法院以被告不應當“搭便車”等類似理由支持了原告的主張。在筆者審理的某抄襲服裝款式案中（以下統稱本案），判決從“搜同款”這一新技術切入，認定被告的模仿行為會讓部分消費者誤認為雙方服裝具有基本相同的質量保障，提升對被告服裝的認可度，構成混淆違反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① 因原則條款具有極高的抽象性，我國法律亦未對“市場競爭秩序”的含義作出清晰的界定，本案判決通過對混淆作出擴大解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抽象為具象”，為市場競爭帶來更穩定的預期，亦不違背第六條的立法原意。基于實踐中的爭議，本文愿嘗試進一步論證被訴行為適用第六條而不適用第二條評價的合理性。

 

        二、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可規制所有市場混淆行為

 

       業內通常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稱為“混淆條款”，其中前三項規定主要針對有一定影響的未注冊商標、企業名稱、字號等商業標識的混淆，而第四項可為立法時尚未預見到的各類混淆行為提供兜底保護。從立法技術的角度，設立更具彈性的“兜底條款”能夠增加法律適用的開放性和靈活度，不僅可以避免本應由第六條調整的行為向第二條原則條款尋求救濟，也可彌補前三項列舉不周延導致的法律漏洞，能夠更好順應時代的發展。同時，第六條來源于我國加入的《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第10條之二，禁止“以任何手段對競爭者的營業主體、商品或者工商業活動造成混淆的一切行為”。意味著，并不限于模仿商業標識在內的任何方式，只要在市場經營活動中，以包括仿冒在內的任何形式有造成消費者混淆的可能性，即可以在商標法之外一網打盡納入第六條的評價范圍，這也為本案被訴行為適用第六條裁判提供了法律依據。

 

        三、《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的立法目的包括保護消費者對產品質量的期待，可以將對質量的誤認納入規制范疇

 

      （一）商標法中的混淆并不完全局限于商品來源和關聯關系混淆

 

       雖然商標法和反不正當競爭法均未明確混淆的內涵和外延，但對混淆的理解總體上是呈擴張狀態的，比如，最原始的混淆限于商品來源的混淆，美國《蘭哈姆法》最初將構成商標侵權的“混淆、錯誤或者欺騙”要求界定為對于購買者在商品來源上的混淆、錯誤或者進行的欺騙，后在1989年修正案第43條第a項中引進了廣義的混淆概念，采用了“可能引起混淆，或者引起附屬關系、聯系或者關聯的錯誤或者欺騙”的規定。② 理論上，商標具有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基本功能，而來源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商品或服務的質量，當然，這里的質量不是指單純的“好”或者“不好”，更多的是一種保障質量穩定的狀態。從這一角度出發，商品來源混淆必然是混淆的原始形態。不過，僅僅限于來源混淆顯然不足以保障消費者對質量的期待，有時候，雖然消費者明知道商品來源不同，卻誤以為兩個生產經營者之間存在母子、許可、贊助等關聯關系，也同樣會對質量產生基本相同的期待，可見混淆關系在來源混淆的基礎上，還需要拓展到關聯關系的混淆。在我國，混淆關系卻不限于前兩種，比如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的作用并不是識別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對于侵犯集體商標和證明商標的行為，分別產生了來源身份關系的混淆和對商品是否達到特定質量標準的混淆。因此，商標法中的“混淆”行為實際上已經拓展到了傳統的商品來源和關聯關系混淆之外。

 

      （二）《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可以為消費者對商品質量的期待提供間接保護

 

        首先，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多元保護目標，可以為消費者提供間接保護。《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一條開宗明義規定“為了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鼓勵和保護公平競爭，制止不正當競爭行為，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制定本法。”說明該法具有保護經營者和消費者權益的立法宗旨。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實務中，法院對競爭行為是否違反第二條規定，通常考慮是否損害經營者利益、消費者利益、公共利益（競爭秩序）等三種法益，并在具體案件中綜合考量不同法益的權重和優先性。而第六條實際上是第二條原則條款針對仿冒行為的具體表現，因此，第六條必然具有保護消費者利益的價值功能。

 

       其次，《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與《商標法》一脈相承，均具有對消費者質量保障的價值導向。在識別功能之外，商標還有一些衍生功能，比如質量保障和廣告宣傳功能。而商標本質上是一種符號，消費者可以通過符號上的差別來識別不同的商品和服務，但識別功能僅僅是商標功能的起點說明了商標的本質，并不是終點。對于消費者來說，不總是關心商品或服務來源于哪里，而是期待貼有某商標的產品無論是在相同產品的這件與那件之間還是在此時與彼時之際，都能保持一種基本穩定的質量。對于經營者來說，商標具有廣告價值，可以向市場傳遞特定商品的信息，起到廣告宣傳的作用，從而節約經營成本，這也是商品馳名的意義所在。因此，盡管質量保障和廣告宣傳功能僅僅是商品的衍生功能，但仍具有不可或缺的價值，如果受損，可以為商標法所保護。基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與《商標法》之間存在一脈相承的保護原理，故二者均具有對消費者質量保障的價值導向，對第六條的理解與適用不應脫離制度目的或者價值追求。

 

        最后，從立法的演化進程來看，第六條混淆條款亦具有對消費者質量保障的功能。現行混淆條款承襲自1993年《反不正當競爭法》（以下簡稱1993年反法）第五條，1993年反法第五條第四項規定“在商品上偽造或者冒用認證標志、名優標志等質量標志，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雖然因該項規定與1993年反法第九條關于“虛假宣傳”的情形接近，修法時一并納入后者的保護范圍，但不能否認的是，1993年反法的混淆條款已經具有對消費者質量保障的價值功能。由此可作區分：如果是因為虛假宣傳在產品質量上誤導消費者，則應受現《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調整，當侵權人實施的是仿冒行為，損害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期待，仍應受混淆條款評價。

 

       需要說明的是，第六條混淆條款從維護市場秩序的角度間接保障消費者對產品的質量期待，與《民法典》《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責任法》等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并不沖突，不能因為后者直接保護了消費者的權益就否定《反不正當競爭法》具有相同的價值追求。

 

      （三）對質量的誤認可以等同于對質量的混淆

 

       在我國商標法律制度中，大多數情況下混用混淆和誤認兩個概念。③ 比如，我國《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二項在規定侵犯商標權的行為時，表述為“容易導致混淆的”，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商標民事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在對《商標法》第五十七條第七項兜底條款進行列舉時，多處用的是“容易使相關公眾產生誤認的”。本案中，當消費者通過“搜同款”功能搜尋到排名靠前的被告同款服裝時，更容易誤認原被告的同款衣服具有相同的質量保障，進而提升對被告服裝的認可度。這種對質量的誤認雖然不同于傳統的商品來源和關聯關系的混淆，但被告的模仿行為顯然誤導了部分消費者作出決策，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前三項規制的仿冒行為均會誤導消費者的選擇，在行為方式及損害后果上高度一致，因此不能狹義的理解混淆的概念，從而將誤認排斥在“混淆”之外，否則會對本質上相同的行為適用不同的法條評價，并不符合第六條的立法本意。 

 

     （四）對商品質量的誤認可以作為“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一種具體形式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反法司法解釋）第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引人誤認為是他人商品或者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包括誤認為與他人具有商業聯合、許可使用、商業冠名、廣告代言等特定聯系。”“等特定聯系”說明了法律對混淆關系持開放態度，筆者認為這種聯系只要在緊密度上超過一般“聯想”的程度，就有構成混淆的空間。④ 比如，有人開了一家經營漢堡等食物的快餐店“麥肯包”，雖然該店名自然會讓人聯想到麥當勞和肯德基，但如果不存在其他因素的話，恐難說這種情況將構成不正當競爭。本案有所不同，原告品牌在市場上擁有較高的知名度，其服裝款式整體上擁有獨特的風格，為消費者所熟知，已具有一定識別商品來源的能力，且有部分消費者在被告店鋪留言“moco有的畫伊基本都有，做工可能一樣嗎？”等，可見，有消費者已在整體上將原被告的同款服裝聯系在一起，并對是否具有基本相同的質量半信半疑，這種半信半疑事實上已超出合理的聯想程度。據此，在消費者對質量有所誤認的情況下，將其作為“與他人存在特定聯系”的一種具體形式，既不違反法律的明文規定，在邏輯上也是自洽的。

 

       綜上，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混淆應囊括所有有損消費者質量期待的市場競爭行為，這也是第六條第四項作為兜底保護的應有之義。

 

        四、《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并不排斥對“搭便車”行為的規制，不構成混淆的“搭便車”行為不宜再適用第二條評價

 

        首先，混淆是搭便車的其中一種形態和后果。Le Tourneau教授結合司法裁判和理論學說，將搭便車界定為：任何人以營利為目的并沒有正當理由地以相同或者近似的方式使用他人個性化的經濟價值，獲得競爭優勢，而這種經濟價值是他人技術、智力勞動或者投資的成果。⑤ 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搭便車”經常與“不勞而獲”“食人而肥”混合、等同使用，被貼上了“否定意義”的標簽，但“搭便車”僅僅是一個學理概念，并非法律概念，對“搭便車”行為的評價最終仍需要回歸現有法律體系之中。就“搭便車”的對象或者客體而言，通常涉及兩種具體情形，即利用他人商業標識的商譽以及利用他人的商業成果。⑥ 從商標法的角度，利用他人商業標識的商譽實則損害了商標識別來源及廣告宣傳功能，即便存在“搭了便車”卻不會造成消費者混淆的情況，也必須看到，造成商品來源混淆和關聯關系混淆的行為均屬于對他人商譽的“搭便車”。可以說，混淆是搭便車的其中一種形態和后果，二者存在相當范圍內的交集，絕非互相排斥的關系，故《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在適用上并不當然排斥“搭便車”行為。

 

       其次，對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適用不可抵觸專門法的立法政策。根據我國商標法的規定，侵犯普通商標的權利以構成混淆為要件，而馳名商標司法解釋第九條第二款另行提供了反淡化和不當搭便車等保護，且僅限于已經注冊的馳名商標。⑦ 可以說，立法者通過專門法的規定特別加強了對注冊馳名商標的保護。因此，對于仿冒注冊馳名商標以外的其他商業標識或商業外觀，比如涉案的服裝款式、模特照片、宣傳標語，如果在混淆之外再提供反不正當競爭法原則條款的保護，恐有抵觸立法政策之嫌。

 

       最后，第二條原則條款在適用上具有謙抑性，屬于具體條款評價范圍但不符合構成要件時，原則上不宜再適用第二條規制。雖然《反法司法解釋》第一條規定，經營者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合法權益，且屬于違反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等規定之外情形的，法院可以適用第二條。但筆者認為，該規定的適用范圍限于本就不屬于《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涵攝范圍內的競爭行為，此時當然有適用第二條的空間，具體理由如下：

 

      《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所列的具體條款與原則條款之間關系密切，前者系后者的具象化表現。實際上，所有的具體條款均是立法者通過對市場上已廣泛存在的不正當競爭行為通過提取最大公約數后所作的合并同類項，具體條款所規制的本身就是違反誠信原則和商業道德并擾亂市場秩序的行為。當被訴行為屬于具體條款的涵攝范圍卻缺少相應構成要件時，意味著該行為在某種程度上是正當的，原則上不應再通過第二條重復評價。比如某商店只有9年開店歷史，卻謊稱其“十年店慶，優惠大酬賓”，這種行為雖然屬于虛假的商業宣傳，有助于吸引消費者，但并不一定會誤導消費者，難以被認定為第八條所規制的“虛假宣傳行為”。盡管該宣傳可能有違誠信，卻不宜再認定違反第二條構成不正當競爭。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的司法政策也體現了上述觀點：凡反不正當競爭法已在特別規定中作窮盡性保護的行為，一般不再按照原則規定擴展其保護范圍。⑧ 因此，《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已為仿冒行為劃出了具體的法律邊界，對于仿冒行為未造成混淆的，不宜再適用第二條認定“搭便車”構成不正當競爭。

 

       五、本案以被訴行為造成混淆為由適用第六條規定可以更好的維護競爭自由，提高競爭效率

 

       其一，對服裝款式立足于混淆保護，可以更好的維護競爭自由。服裝行業屬于快時尚行業，對于獨創性、新穎性不夠的服裝款式，令其盡可能快的進入公有領域或可以促進行業發展。然而，無論是通過著作權法還是專利法保護服裝款式，其保護期都是有限的，如果反不正當競爭法賦予比專有權更長的保護期限，恐不利于公共利益的維護。有服裝從業人員跟筆者私下交流，希望對服裝款式的保護期至少為一年，因為一年后各大服裝企業大多會推陳出新。適用第二條評價本案，很難為市場劃出一條模仿自由與不當仿冒之間的界限，甚至可能會無限期的保護原告服裝款式，顯然有不合理之處。而如果適用第六條規定，那么在不具有混淆可能的情況下，模仿行為原則上是正當的。服裝大多分為“春夏秋冬”四季，流行期有限，如果被告在原告的服裝退市后再模仿，此時，因雙方服裝不會共存于市場，避免了對消費者造成混淆，而且退市行為也說明原告對該款式所享有的競爭利益已消失殆盡，此時對原告再提供競爭法上的保護沒有太大意義。

 

        其二，對服裝款式立足于混淆保護，可以促進行業競爭，增進消費者福祉。反不正當競爭法的整體立法導向是維護良好的競爭秩序，保障消費者對質量的期待。有服裝從業人員表示，只要被告賣的更貴，就可以允許抄襲服裝款式。該觀點至少說明，如果模仿所帶來的是物差價貴的商品，那么市場自然會將其淘汰，根本無需原告提起訴訟。因此，如果經營者能夠通過合理模仿降低自身經營成本，進而為市場帶來物美價廉的商品或服務，則可以推動整個行業波浪式的循環創新，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提高效率促進競爭的競爭觀。